葛剑雄：坐飞机曾经是一种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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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几乎每星期都乘飞机，有时连续几天往返于机场，国内主要航空公司的里程卡都有，其中有两张金卡、一张银卡，累计里程早已超过100万公里。但乘飞机的梦我曾经做了二十多年，直到1981年我36岁时才第一次乘上飞机。
我读小学六年级前生活在浙江吴兴县的南浔镇（今属湖州市南浔区），“飞机”这个词是从课本上学到的，飞机的形象是在连环画中看到的。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听到空军英雄张积慧的名字和事迹，也听到了美国王牌空军驾驶员的飞机被击落的消息。偶然听到空中的响声，大家会跑出门看飞机，那时飞机飞得慢，一般都能看到它从上空飞过。有一次飞机飞得很低，可以看见机舱的模样，有人说是从嘉兴的军用机场飞过来的。
六年级起转学到上海，慢慢知道在龙华和大场都有飞机场，但一直没有机会去看一下。那时放电影前往往加映新闻简报，以后还有了专放新闻纪录片的红旗电影院。我喜欢看新闻片，经常会见到国家领导人与外宾走下飞机舷梯的场面，有时还会见到大型客机起降和领导人坐在机舱内的画面。特别是看周恩来总理访问亚非十多国的彩色新闻纪录片，见到他坐在舱内，旁边的舷窗外有旋转的螺旋桨和蓝天白云的景象，有时不禁做起了坐飞机的梦想——什么时候也能坐上飞机，那怕只是在空中转一圈也好。
那时我们的印象中，乘飞机是领导人和外宾的事，与一般人无关。直到我高中毕业后当了中学教师，接触到的人中间，无论是上级、同事、家长、亲友，还没有听说有谁坐过飞机。
▲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到机场迎接从莫斯科归来的周恩来，图源新华网
文革开始后，“红卫兵、革命师生大串连”中我到了北京、南京，有的同事和学生到了大半个中国；“清理阶级队伍”时我参与单位的“外调”（去外地、外单位调查），天南地北走了二三年，乘过火车、汽车、轮船、卡车、军用车、拖拉机、自行车；却从来没有动过乘飞机的念头，也不知道怎么才能坐飞机。1969年夏天一位女同事得到在四川德阳的丈夫患病的消息，急于赶去，上海去成都的火车却因故停运，心急如焚。我们帮她打电话到民航站，得知上海隔天有飞成都的航班，票价116元，可以凭单位介绍信和本人工作证购买，原来革命群众（要是“阶级敌人”或“审查对象”肯定开不到单位的介绍信）有钱就能坐飞机。但当时上海的大学毕业生实习期满的起点工资每月58元5角，大学讲师是65元，一般青工是36元，这钱可不是轻易敢花的。果然，那位同事犹豫再三，还是舍不得花两个多月的工资坐飞机。
1970年，我工作的古田中学被闸北区革命委员会外事组选为外事迎送单位，在学生中训练组成一支腰鼓队。我因分管学生工作，经常作为带队教师之一执行任务。迎送最多的是西哈努克亲王，经常是在北火车站和沿途路旁。以后随着外宾的增多和这支迎宾队质量的提高，有了去机场的机会，并且往往会排在最重要的位置。
第一次近距离看到飞机降落是到虹桥机场迎接南斯拉夫一个代表团从南京飞来，那天阴云密布，我们的队伍两次已排列在停机坪上，又两次拉回休息室。那时机场上一个下午没有一架其他飞机起落，候机室里也没有见到其他人。时近傍晚，终于见到一架双螺旋桨客机在远处着陆，并且滑行到我们面前。舱门打开后，放下一个小梯，外宾一一下梯。在一片鼓乐声和“热烈欢迎”声中，我的眼睛始终盯着那架飞机，因为这是我第一次与一架飞机离得那么近。
1971年10月，迎宾队奉命去虹桥机场参加欢送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的仪式。在事先召开的领队会上听到介绍，这位皇帝的随员很多，其中包括有一位在代表团中排名第三的人物为他牵一条爱犬。我们向学生传达了这些内容，以免大家到时会大惊小怪。那天到机场后，发现到处是军人，而且都穿陆军服，连王洪文（时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也穿上了军装。事后才知道，因林彪事件陆军接管了机场，而王洪文已被任命为上海警备区政委。
我们的队伍被排在专机前面，我站的位置正对着弦梯。浩浩荡荡的车队直驶到专机前，我数了一下，足足一百余辆，大多是上海牌轿车。周恩来总理和塞拉西皇帝下车后，并肩步向弦梯，皇帝身后果然有人牵着一条狗。周总理陪同皇帝登上专机，张春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王洪文等站在弦梯前送行。车队上下来的众多人员全部登机后，周总理又走了下来，和张春桥讲了好一回话后才重新登机。那次是我离一架大型客机最近，观察时间最长的一次，可惜由于机舱门位置高，尽管一直开着，却看不到舱内的景象。
1978年10月我成了复旦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师从谭其骧先生，1980年下半年起学校让我当他的助手。谭先生在脑血栓形成治愈后不良于行，外出开会我得随从。当时教授出行乘火车可以坐软卧，乘船可以坐二等舱，按财务制度，我只能坐硬卧、三等舱。但如果谭先生乘飞机，我也可以陪同，这样就给我提供了破格乘飞机的机会。
当时购机票只能到陕西路民航售票处，而且只有“中国民航”（CAAC）一家，大多数航线是每星期几班，只有像北京、上海之间才每天有航班。我们得先到校长办公室开一张证明，带上自己的工作证，才能去购票。第一次乘飞机时是否由我自己去购机票，已经记不清了。但以后一般都是我去陕西路民航站购票，民航售票有代理是多年以后的事。
1981年5月13日，谭先生赴京出席中国科学院学部大会，他的日记中记录如下：
早五点一刻起床，五半葛来，六点出租汽车到，出发赴机场。候车场遇刘佛年（华东师大校长）一行。七点许登机，卅五分起飞，九点十分到北京机场。地学部孟辉在场迎接，等行李，约一小时始取得。
由于是第一次乘飞机，我的印象也很深。早上4点一过就从杨浦区平凉路家中出发，转两路电车到淮海中路谭先生家。出租车是谭先生凭“特约卡”（当时出租汽车少，出租汽车公司给一些照顾对象的优先服务）电话预订的。那时去机场没有公交车，只能到陕西路民航购票处乘班车。虹桥机场只有一个不大的候机室，但因航班少，乘客都能有座位。我预先打听了乘飞机的手续，所以办登机牌，寄行李都还顺利。广播通知登机后，有人引导乘客由候机室出门，下台阶，乘上摆渡车，到停机坪的飞机前下车，再上弦梯进机舱。谭先生与刘佛年等人就是在上车前遇见的。在谭先生右手柱着拐杖慢慢走，登梯时我得在左边扶着他。
这是一架三叉戟客机，中间是过道，两边每排各有三个座位。谭先生的座位靠窗，我的座位在中间，但他让我坐在窗口，自坐中间，以便出路方便些。我自然求之不得，坐定后就贪婪地看着窗外。飞机在滑行一段后加速，窗外的景物急剧倒退，突然窗外的一切向前倾斜，飞机腾空而起。这使我想起5岁时第一次乘轮船离乡时的情景，忽然见岸上的人后退了，才明白这是船向前移动的结果。那天天晴少云，飞行平稳，沿途的景观看得很清楚。因为时间不长，谭先生没有上洗手间，我的观赏一直没有中断。平飞后服务员送过一次饮料，每人发了一份糖果。我因为专注于窗外，喝了什么吃了什么都没有留下印象。
到北京后取行李花了近一小时。那时寄取行李都是手工操作，寄行李时服务员手工写行李牌，一块交给旅客，一块系在行李上。取行李时也得交验行李牌，然后才能一一取走。多数机场还没有行李输送带，是由行李车一车车运来，一车车卸下，再由旅客认领。一些小机场上旅客等在飞机旁边，直接在卸下的行李中取走。那时旅客的行李也各式各样，皮箱、帆布箱、木箱、纸箱、包裹，什么都有，完全一样的箱子也不少，经常遇到行李牌脱落、行李散架或行李装错的事。很多人都是到出国才买行李箱，我也是到1985年第一次出国时才买了第一个行李箱。
我随谭先生乘上中国科学院来接的小汽车，直驶京西宾馆。以后我自己乘飞机时都是坐机场的班车去民航售票处，开始时在隆福寺，以后迁到西单，再往后才有公交专线车。那时还没有机场高速公路，只有那条双车道的机场路通往东直门外，两旁是密密的杨树林。因为来往车辆有限，非但从不塞车，而且显得非常幽静。
6月1日从北京返回，据谭先生日记：八（点）半出发，同车广东民所黄朝中，九（点）半许到机场，十一点餐厅吃饭，十二（点）半起飞，二点到合肥，二点四十分合肥起飞，三点二十（分）到上海，约4点到家。我再乘电车回家，近6点才到，花了整整一天。这一天京沪间只有两个航班，因为我们是从香山别墅出发的，来不及赶早上一班，只能乘下午这班，得经停合肥。这是因为中国科技大学在合肥，科学家、教授经常要往返于北京合肥间，但省会城市还不能天天有到北京的直达航线，京沪航线经停合肥是为了照顾他们。
因谭先生不良于行，不便下蹲，在旅途多有不便，为了缩短旅行时间，他一般都选择飞机，我因此获得更多乘飞机的机会，最多的一年有十余次，所以有了各种愉快的和不愉快的经验。
开始时最好的民航机是往返于京沪间的三叉戟，以后才淘汰，改为波音和空客。多数航线还用伊尔18、安24、安14等，后来又有了图154。伊尔18的噪音极大，特别是坐在第四排（或第五排）靠窗的座位，实际那个座位旁是没有窗的，又靠近螺旋桨，就像坐在一个铁箱里，一直伴随着震耳的噪音和剧烈的颤运，又看不到任何窗外的景象，实在难受。安24虽然较小，坐得却比较舒服，两排48座，过道一边两座，进出方便。飞行高度只有几千米，遇到少云时看地面一清二楚。缺点是航程短，当年10月17日随谭先生去西安，途中就停了两次，谭先生的日记有记录：
早五点三刻起，葛来，六点半出发赴机场。七点三刻起飞，八点五十到南京，机场休息半小时，大便。再起飞，十一点五分到郑州，机场午饭。十二点起飞，一点二十到西安。
以后一次从长春回上海时，先乘安24，经停沈阳，再到北京，转机到上海。从乌鲁木齐去喀什时，也经停阿克苏。
经停时如正值用餐时间，机场免费供餐。那次我们过郑州机场，就在候机室用餐。旅客不多，可二三人自由组合，送上四菜一汤和米饭馒头，不比一般餐厅差。较长航程又值用餐时间，飞机上也供餐，那时觉得比平时的伙食好。一般旅客对塑料餐具很新鲜，用完餐后都将匙、叉用餐纸擦干净后带回家。但碗盘是要再次使用的，有的旅客也稍稍留下，空姐在配餐时少不了一次次提醒，还得提高警惕，及时发现。首次乘飞机的旅客往往不敢吃饭，怕呕吐。实际上有人既不习惯又紧张，不吃不喝也会呕吐，那时坐飞机经常遇到坐有附近甚至邻座的旅客呕吐。1982年8月我与周振鹤从上海乘飞机去乌鲁木齐，途中用午餐，坐在旁边的维吾尔旅客大概怕所供不是清真食品，直接递给我们。
【注】本文原标题《我曾做了二十多年的飞机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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